目前，邱兴华一案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，有些学者还在“环球在线”论坛上贴出了公开信，请求司法部门立即为邱兴华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。

　　目前，这一案件尽管已经进行了二审审理，但它仍然悬而未决。尤其是陕西高院是否会同意对邱兴华作精神病鉴定，更是令人牵肠挂肚。不少法律人基于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，冒着被人指责是“干预司法”的风险，通过媒体来表达自己的意见。
 
　　但是，从媒体的有关报道来看，对于“邱兴华案”，人们关注的主要是，邱兴化是否患有精神病以及他是否能够获得公正审判的问题，而对于本案的被害人的情况，笔者却至今未见只言片语。似乎是只要给邱兴华作了精神病鉴定，别错杀了他，这一备受关注的案件就可以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了。

　　的确，被告人是否患有精神病以及陕西高院能否同意为其进行精神病鉴定，不仅直接涉及到法院能否对其进行正确的定罪量刑，而且还涉及邱兴华是否能够获得公正的审判。因此，学者甚或媒体呼吁为邱兴华进行精神病鉴定，并通过各种方式促使法院尊重邱兴华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，确实是无可厚非的。

　　不过，作为一个法律人，我们却不能不关注硬币的另一面——此案中那一个又一个被残忍杀害的被害人及其家属。虽然，从总体上而言，在刑事诉讼中，被害人的权利保护与被告人的权利保护是两个问题，但是，我们显然也不能忽视被害人的权利保护问题。否则，作为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者，被害人及其家属将处于非常悲惨和无助的境地。

　　一般而言，被害人在受到犯罪侵害后，自然会产生“复仇”和“求偿”两种强烈的愿望。然而，由于现代法治国家普遍确立的国家追诉原则的限制，使得对于绝大多数犯罪的追诉不再由被害人来承担，从而使得被害人的“复仇”愿望被检察官、警察以公益为名实施的刑事追诉活动所取代。因此，在“邱兴华案”中，被害人及其家人的“复仇”愿望可以通过国家追诉而实现。因为，如果邱兴华不被确认患有精神病，那么依照法律对其判处死刑几乎是顺理成章的。然而，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另一种愿望——获得“赔偿”——能够实现么？答案不言自明。因为，从邱兴华的情况来看，他根本没有任何的赔偿能力。正如他在法庭上所说的那样：我愿意赔，但是我没有钱。

　　试想，如果邱兴华最终被确认确实没有赔偿能力，那么被害人及其家庭必将因此而遭受重大损失，甚至于陷入悲惨境地。这显然也是一种严重的非正义。当然，这种被害人得不到赔偿的情况绝不是始现于此案。事实上，在包括“马加爵案”、河北石家庄“3·１6”特大爆炸案等不少恶性案件中，这种情况曾反复出现。因此，我们必须正视这一司法现实。

　　问题的存在是客观的，解决问题的思路却带有明显主观性。面对那些暴力犯罪的被害人得不到赔偿的现实，各地的做法不尽相同。但总体上说，各地大多都是用一种临时化的非常手段，来救助那些暴力犯罪的被害人。比如，在“马加爵案”中，云南大学就从学校基金中拿出了一笔钱，来抚慰4位死者的家属。但这种做法毕竟是一种权宜之计，而不是一